延伸閱讀 - 吳昊:愛恨中國

吳昊:愛恨中國

「廣州斷續地有火車開到深圳,決心流亡的人來到深圳,紛紛步行過羅湖橋,進入香港。」 

吳昊,1993,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 (22-26 頁 ),香港:次文化堂。

* * * * * *

風雨飄搖的一九四九年。

十月,廣州市人心惶惶,從南京、上海、武漢、重慶、桂林、昆明湧來了很多人,他們輪候火車落香港。從十月十日至十四日,已經有數逾十萬人搭直通火車抵港……

十四日下午二時,九廣直通火車「江南」號快車開出後,擠在火車站內外的人,還以為仍有班車開出,怎知道卻是最後的一班了。當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後,面上罩着失望、驚惶、徬徨的神色。(直通火車這一停頓,直到三十年後──即一九七九年,才再通行。)
下午三時,廣州市民聽聞海珠大鐵橋已被炸破,顯然「喪鐘」敲響,如果不是國軍撤退,不會爆炸鐵橋,這即是說:「廣州棄守了!」 午夜,西濠口省港輪碼頭「武穴」號擠得水洩不通,而這是最後一班省港輪渡。

唉,漫天風雨待黎明。

十五日清晨,「中華北路」出現共軍,廣州易手,大時代已來臨。

不過,十五日之後,廣州斷續地有火車開到深圳,決心流亡的人來到深圳,紛紛步行過羅湖橋,進入香港。這是唯一進港的甬道,如是者半年過去……
一九五○年四月中旬,廣州出現一種「耳語」,說中共政府將於五月起不再批准大陸人民出境,一時間引起群眾恐懼,慌忙乘火車落深圳,越過羅湖橋進入香港者也就一日比一日的擠擁……

四月三十日下午六時踏腳入香港者,這是最後一個了,因為五月一日新中國政府真的禁止人民出境,港府為了配合政策亦宣佈取消華人自由入境。
唉,羅湖橋從此淪為「奈何橋」。偷渡就打這時候開始……

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前,香港人口有一百六十萬,但到一九五○年四月底,人口竟暴漲至二百六十萬,換言之,在一年間竟多了一百萬人口,而且這些流亡者佔據總人口百分之四十,給香港社會經濟居住環境都帶來極大的衝擊。如何可以消化這麼多的人?房屋夠嗎?職業夠嗎?社會服務夠嗎?
全都不夠。

* * * * * *

流亡者的哀歌。

香港突然多了一百萬人,樓價租金暴漲,酒店房租急昇。酒店索價十四元一日,不計伙食;上海公寓,日租十二元,包三餐,先交一百元定金。帶着一千幾百塊錢的逃亡者發現很快便會坐食山崩,唯有撤出公寓,租住筲箕灣、九龍城、青山道或鑽石山的木屋房間──只夠擺一張床舖的面積,月租也要五十元。其時冇錢瞓街之人,數以萬計,特別中上環街道滿堆着形容憔悴的露宿者,還有一大批要人照顧的殘廢軍人……

於是港府採取緊急措施,把街頭露宿者遷往摩星嶺,是為香港歷史第一個難民營。一九五○年六月二十六日,再把摩星嶺難民遷往調景嶺。

調景嶺這地方本來就是一個困局,據說若干年前有西人在此設麵粉廠,後因生意失敗吊頸自殺,故此亦稱「吊頸嶺」。難民就在荒山野嶺搭起棚子,是由木條搭成一個框,再圍上草蓆,棚頂是瀝青紙或油紙鋪着,甚為簡陋。除小棚之外,亦設大棚,寬度可容百人,一部分是殘廢人士住所,另一部分是專供單身婦女居住。社會局臨時辦事處設立,每天登記難民,派發飯票;運飯卡車一到,大家爭搶着領飯……

豈料,一九五○年夏末,社會局貼出告示,不再派發飯票,頓時引起難民各種猜測:「是否會遣返大陸?」

於是爆發起絕食抗議。唉,處此焦慮的年代裏,任何謠言皆可視作實情,頓時間群情洶湧,僵持數天。各國通訊社記者紛紛採訪,竟成國際新聞,而政府當局被迫闢謠,向外否認有此遣返意圖,絕食事件這才平息。

不過飯票漸漸不派了,調景嶺的流亡者就要自力更生,紛紛向外找工作賺錢維生,那些曾經顯赫一時的將軍與大官淪落調景嶺者,開始做各類的手作,如貼火柴盒招紙、穿珠繡花等,那種屈辱,那種求生,充分發揮其頑強的鬥志……

其實,他們是如此渴望新成立的台灣政府接收他們,但不知怎地,這批人竟遭冷落,自此便開展了漫長的調景嶺「遺民」生涯。
在荒嶺生活,那種滋味不敢想像。這裏我只想引一段標題「隨風而去」的新聞:「颶風『巴美娜』過港,調景嶺難民營受損較重,部分竹棚蓋搭小屋,被吹毀者不少。近海旁的四個糞坑,有三個被吹落海。糞坑內有兩個人,亦隨風而去,墮落海中……」(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,《新生晚報》)。這是何等的悲劇,卻又帶着荒謬的滑稽,也許這就是人生。

註:此文章的分段標題略為改動

吳昊,1993,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 (22-26頁),香港:次文化堂。


下載〈延伸閱讀 - 吳昊:愛恨中國〉的PDF檔

無障礙網頁守則 (打開新視窗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