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小思谈钟伟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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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早期的許多知識和娛樂，都是來自香港電台。四十年代中葉以後，我正在讀小學，是我成長的重要時期。當時的香港，並沒有太多的娛樂和傳媒供選擇。香港電台的節目，帶給我們很廣闊的空間。比如說娛樂，可以收聽「故仔」(廣播劇)。我最受感染的是電台幾位「講故仔」的人，包括老先生方榮。他講的「濟公傳」、「七俠五義」等故事，通常在故事的開頭和結尾時會說：「因果裏頭有句話……」。我們不能小覷這些聽來老套的話，因為它們確實在我們身心成長過程中有正面的影響力。這種說法聽多了，我們漸漸浸淫其中，也開始相信有因果報應，所謂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的這種信息。又如陳弓，他講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水滸傳」，他有很豐富的國學根底。在聽講的過程中，豐富了我們的國學常識、文學常識、歷史常識。假如用心去聽，一小時中能記住兩個歷史人物，兩件歷史事實，日子有功，自會得益。歷史故事、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詩詞歌賦，就不一定要在學校才可以學到了。所以說，廣播劇提供了娛樂和學術兩個範疇。
除了傳統的文化，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時，香港許多社團亦己在香港電台廣播廣播劇，當中有不少劇本是改編自中國現代著名文學。如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以及短篇小說如《南歸》等。我是先聽了廣播劇，然後到了讀小學時，才找文字版本來看的。先聽了廣播劇，對小說有了印象，然後才看小說，效果就更好了。甚至到了我讀大學研究現代文學的時候，其他同學要由零開始讀起，而我就早已有清晰的印象，所以讀起來比別人方便多了。縱使在大學四年中，我都是讀古典文學，但藉著聽香港電台的廣播劇，我已為現代文學打穩了基礎。
四十年代中葉以後，香港電台的一位叫滔滔的播音員，對我的影響很大。他講黃菊柳的《蝦球傳》，是一個愛國主義的作品。故事中講一個小伙子，生活潦倒，跟人翻過獅子山返中國大陸走私。當時我並未讀過地理，聽了這個廣播劇，才知道原來跨過獅子山就可以回到祖國。我一直以為祖國是在那遙遠的地方，現在才恍然大悟，當時的感覺十分強烈。這也可以說是在我小時候種下的根基。
當時香港電台負責轉播、甚至直播粵劇，我相信現在許多長者都會感激香港電台的做法，因為在當時來說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看昂貴的粵劇表演。我還記得在1948年，當時何非凡的非凡粵劇團在廣州演出「情僧偷渡蕭湘館」三十天，香港電台就足足轉播了三十個星期。香港的一些報紙，亦會因為香港電台的轉播，而將整晚粵劇演出的曲詞刊登出來。我們就一邊聽香港電台的轉播，一邊看着報紙上刊登的曲詞。我當時只是一個小孩子，我的文字就是這樣學到的，所以說我們這一代中文基礎好，是有很多原因的。除了學校的教育外，其他的媒介亦給了我們許多好機會。這些媒介傳播出來的信息是正面的，有深度的，有文化素養的，就會被年青人無瑕的、空空的腦海所吸收。所以說，在我讀小學之前，許多常識、文化知識、粵劇中的古典文詞，我都是從香港電台廣播中學到這些文化養分的。
我很尊重鍾偉明先生，他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繪形繪聲地講朱愚齋先生的武俠小說。當時好幾位播音員如方榮老先生、陳弓先生等，他們講播時，都能繪形繪聲，一板一眼，讓故事中的形象活現聽眾眼前。而鍾偉明先生講武俠故事時，除令聽眾感覺到故事中的人物真的在打功夫之外，他還強調了「俠」的精神和不屈不撓的苦練精神。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方世玉和胡惠乾，鍾偉明先生令他們成為我在看武俠小說、看武俠電影之前兩個活靈活現的人物。如胡惠乾如何進入少林寺苦練武功，無論別人怎樣對他，都不能動搖他那種努力求武藝的決心；又如方世玉那種對外不屈，對自己忠誠的精神，都令我難忘。通常女孩子都不太愛聽武俠小說，但在鍾偉明先生那自信、堅強的聲音下，我接收了他們完整的人物性格，他們的俠義精神和人物的風度，對我影響很大。
四十年代正是和平之後，香港人生活窮困，我的爸爸很喜歡聽收音機廣播，我家是街坊鄰里中最早擁有收音機的家庭。還記得當時我的爸爸要爬上屋頂上豎立天線，每天晚飯後，鄰居的小孩子就齊集在我家一起聽收音機廣播。後來收音機逐漸普及，加上另一新的有線電台的開播，令聽眾日漸增加。在當時，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台收音機，但聽廣播是香港人嚮往的一件事，人們也會到凉茶鋪聽收音機廣播，收音機逐漸得到普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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